关于我国的名楼，有两个说法，一个是“江南三大名楼”，另一个是“中国四大名楼”。
“江南三大名楼”，指的是湖南的岳阳楼、湖北的黄鹤楼和南昌的滕王阁。在“中国四大名楼”里，除了江南三大名楼以外，另一个楼究竟是哪一个观点并不一致，有说是蓬莱阁的，有说是鹳雀楼的，还有说是越王楼的。
不过，我想一定还有其它的极有特色的楼，只不过那些楼不具备上面那些楼的先决条件而已。一个楼能否“成名”，其实和“名人”是否光顾有关，如《滕王阁》是因为有了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，岳阳楼是因为有了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，黄鹤楼则是因为崔颢那首诗《黄鹤楼》。
《岳阳楼记》是范仲淹写的，但这篇文章的问世，首先要说一下滕子京，如果没有滕子京“犯错误”这件事，就不可能有《岳阳楼记》。
《岳阳楼记》开篇就说：“庆历四年春，滕子京谪守巴陵郡。”这里说的滕子京，其实名字叫滕宗谅，“子京”是他的字。文中的“谪”，是被贬官和降职的意思，也就是说，滕子京是因为犯了错误被贬到巴陵做太守来了。
滕子京与范仲淹是同科进士，虽然说“同门为朋，同志为友”，但让他们彼此成为好朋友的原因却不是这个，而是滕子京逐渐显露出来的过人才干。滕子京不但才华出众，而且实际工作能力也很强，就像范仲淹文中说的那样，他到了巴陵才不过一年的时间，便：“政通人和，百废俱兴。”看到一片繁荣景象，这个闲不住的人便有了想重修岳阳楼的想法。于是才有了滕子京约请范仲淹写《岳阳楼记》这件事。
两个能人，两个能吏，一个举报了另一个，最后引出了《岳阳楼记》
在古代有一个词叫“能吏”，它与“干吏”不同，所谓“干吏”，最早出自王允的《论衡.程材》，指的是地位低下的官吏。“能吏”就不一样了，指的是非常能干的官吏大臣，具有超乎常人解决实际问题的实干家。杜甫曾这样说过：“能吏逢联璧，华筵直一金。”要说“能吏”大臣，滕子京应该算上一个。
不过，滕子京虽然能干，但却为了义气耽误了自己的仕途。庆历三年，在范仲淹的推荐下调京为官，实际是接替了范仲淹的位置。原本以为从此一路顺畅，平平安安，没成想当时另一个能吏大臣因为一件事检举了他，从此便一步步走了下坡路。
事情是这样的。在泾州的时候，他掌握着“公使钱”这个财政大全，支出花费一支笔。这笔钱不是一个小数字，按照规定，朝廷会下拨一部分，地方财政还会配额一部分。
当时还有一位“能吏”叫郑戬，才能过人，与滕子京都是朝中颇有名气的大臣。所不同的是，郑戬这个人遇事果敢必行，严刑峻法，不管多大官完全不给面子。而且“好功名，精力过绝于人。”诗文“亦一时之俊”。
郑戬发现，在滕子京的账目里，有十六万贯公使钱对不上帐，于是举报了他。听到这个消息，素讲义气的滕子京干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。本来这些钱是有出处的，十六万贯公使钱主要用在了军队的月供给费上了，还有不到三千贯用在了犒劳安抚羌族首领和下属上了。这说起来也算不上太大的事，但毕竟有些迎来送往的费用是不能报销的，滕子京担心牵连无辜，结果把被宴请、安抚者的姓名、职务等材料一把火给烧了。
看到滕子京干了这样一件“犯混的事”，不禁让他的好友们目瞪口呆，但不管怎么说还是得想办法救他。滕子京与范仲淹和欧阳修素来关系很好，两个人极力在皇上面前解释，总还算不错，只是官降一级便将此事了解了。不过，接下来滕子京的官路开始一路下滑，贬知凤翔府，再贬虢州，最后贬到了巴陵郡，这才引出了一篇千古名作《岳阳楼记》。
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
滕子京与范仲淹的友情是很深的，彼此也是非常相投，否则范仲淹不会文中不说他的名字而直呼其字，且文中多有批评点拨之意。
滕子京和郑戬都是治世能臣，前者为义，后者为公，都是值得称赞的。
没有范仲淹的提携滕子京不能进京，没有郑戬的举报，滕子京不可能被贬到巴陵郡，但没有没有滕子京被贬到巴陵郡，也不会有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。
范仲淹与滕子京同科进士，在仕途上滕子京又多得范仲淹的推荐和提携，虽然滕子京到了巴陵这个失意落魄的境地，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斯世当以同怀视之，他在重修岳阳楼时，还是第一个想起了范仲淹，在他的心里，只有范仲淹才配得上这篇大作的撰写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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